上市银行高管薪酬大比拼:兴业职工监事年薪451.42万意外夺冠(兴业银行高管收入)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夏子轩
38家上市银行2020年年报全部出炉,动辄百万元的银行高管薪酬再次引发关注。
时代周报记者整理2020年各银行管理层的最高薪酬发现,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的高管薪酬略有上涨,股份制银行之间高管薪酬差距明显。不过,让人意外的是,国有六大行中,薪酬最高的人并非董事长、行长,反而大多数被“首席风险官”(或“风险总监”)摘得。
最让人意外的是,在38家上市银行高管中,薪酬最高的是兴业银行职工监事赖富荣,年薪高达451.42万元,同为股份制银行的华夏银行,该行行长张健华年薪仅65.09万元。
5月8日,广东卓明律师事务所张斌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劳动法》并没有对职工监事的薪酬上限有所规定,只要职工监事是经过银行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批准的薪酬制度进行实施,且派发工资在薪酬制度的范围之内,薪酬多高都是合理的。
有意思的是,除兴业银行职工监事赖福荣外,浦发银行的两位职工监事何卫海和张宝全的年薪也超过400万元,赶超多家银行的行长薪酬。究竟这几位监事是何方神圣,享受如此高薪待遇?
最高薪酬不是行长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2020年多数银行高管薪酬总体微涨,从6家国有银行以及9家股份制银行的数据看,只有5家银行行长薪酬是该行最高,其余最高薪酬多为首席风险官。
2020年年报显示,国有六大行中,建设银行首席风险官靳彦民税前薪酬合计130.13万元;农业银行首席风险官李志成税前薪酬合计118.17万元;中国银行风险总监刘坚东税前薪酬合计117.72万元;邮储银行首席风险官梁世栋2020年税前薪酬合计91.30万元,由于他在2020年2月任职,因此没有2019年的薪酬披露;工商银行最高薪酬的职位是官学清的董事会秘书,税前薪酬合计124.72万元;而交通银行最高薪酬的职位是涂宏的业务总监,税前薪酬合计117.54万元。
这与银行首席风险官市场化设置有关。
2016年,银监会正式发布《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指引》,明确要求规模较大的或业务复杂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设立风险总监,即首席风险官。首席风险官在银行中主要负责信贷投放风险、反洗钱等银行重大风险管控,专业度要求相当高,是相当重要的核心岗位,部分地区的首席风险官可当作技术人才引入。
(数据来源同花顺iFinD)
国有六大行最高薪酬的高管薪资差距不大,而六大行净利润增速也都是个位数。相比之下,股份制银行之间高管薪酬差距明显。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在9家股份制银行中,兴业银行的监事赖富荣以451.42万元的年薪占据银行高管薪酬榜首,平安银行行长胡跃飞以450.98万元的年薪紧随其后。
除了赖富荣和胡跃飞外,浦发银行两位职工监事张宝全和何卫海以428.59万元的相同年薪并列第三名;另外,平安银行副行长杨志群419.97万,招商银行行长兼首席执行官田惠宇419.8万,民生银行行长郑万春418.89万元。
(数据来源同花顺iFinD)
股份制银行之间除薪酬高低大幅震荡外,净利润增幅差距也较大。其中,招商银行净利润增长4.82%,增幅最大,是股份制银行中最赚钱的银行;民生银行净利润暴跌36.25%,降幅最大。但是股份行中,最赚钱的招商银行,其高管并没有拿最高工资。
(数据来源同花顺iFinD)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银行监事薪酬为何能逆天?
时代周报记者查阅资料发行,历年来,兴业银行监事赖富荣的薪酬一直处于该行的较高水平。年报资料显示,赖富荣出生于1968年,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他先后历任兴业银行福州分行晋安支行副行长、行长,兴业银行财务会计部副总经理,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兴业银行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现任兴业银行监事、审计部总经理。
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到,职工监事是指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会中代表职工利益,检查公司财务,监督董事经理活动的职位,由职工民主选举产生。职工监事的主要职责有检查公司财务,对董事及高管进行行为监督,对违法违规的董事及高管提出罢免建议,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等等。
同样浦发银行的监事一职也常年占据该行薪酬榜榜首,2020年,同样由担任职工监事的何卫海和张宝全获得浦发银行最高的薪酬,同为428.59万元。
浦发银行年报显示,张宝全1965年出生,现任浦发银行风险总监、风险管理部总经理;何卫海,1967年出生,曾任浦发银行温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现任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银行高管离职潮
今年,银行业高层继续延续密集更迭趋势,其中部分原因与国有大行与中小银行薪酬落差有关。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已有13家上市银行主要高管职务出现变动,从国有银行、股份行、到地方城商行、农商行均有涉及;变动的职务包括董事长、行长、副行长、董事会秘书、业务总监、首席风险官、首席风险官、首席财务官等。
从原因来看,高管离职的原因主要是工作调整、年龄限制、个人原因等,而2021年以来更多高管在银行体系内、集团体系内流转,补充岗位的需求。
例如,工商银行原行长谷澍转战农业银行任董事长;廖林从建行副行长一职平调任为工行副行长一年多后,升任工行行长;光大银行原行长刘金出任中国银行行长;中国银行原行长王江出任建设银行行长等;再如今年3月,中信银行原董事长李庆萍因工作安排原因辞任,该行董事会选举中信集团董事长朱鹤新为中信银行董事长,选举行长方合英担任副董事长。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银行高管频繁变动,更多的情况是组织安排岗位调动,但有些也一定程度上与业务压力有关。
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业务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银行业之间的竞争压力,从对公业务到零售业务,再到小微客户的争夺,银行业的竞争日趋白热化;二是外延性压力,来自于互联网等新兴业务的挑战,像支付宝这样的业务有了和银行业竞争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国有大行高管薪资远低于股份制银行的原因是几年前有关部门发布的“限薪令”,该规定表示,2015年1月1日起,国有银行董事长、行长、监事长以及其他副职负责人的薪酬,按照国家关于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的意见执行,据了解,限薪令执行后,五大行高管的最高年薪调降至人民币60万元左右。
德勤发布的《中国六大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实践研究报告(2019)》显示,受限薪令影响,2015年之后,六大商业银行执行董事的薪酬从110万元平均水平,下降到了约58万元,2017年年报显示,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执行董事薪酬是六大商业银行执行董事薪酬的9倍多。
根据德勤中国调查,对于“限薪令”的接受度,老一代银行家最高,中年一代接受程度较低;而青年一代尚未进入中管干部序列,但对未来已开始担忧,有时面临被提拔的机会反而犹豫,甚至不愿意被提拔进入高管层,有的干脆直接跳槽到股份制商业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