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委会、党群服务中心、物业公司，你真的知道你的社区归谁管吗？
居委会、社区工作站、党群服务中心、物业公司，你真的知道你的社区归谁管吗？
不知道大家近些年有没有注意到，以前有事找居委会，都要去七扭八歪小胡同里的某一件民房，挨挨挤挤。现在则不同，地点到了街道显眼的位置，换了窗明几净的空间与各种休闲设施，外面的牌子写着“xx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难道说居委会改名了？
其实不然。
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社区工作站是街道办事处派驻到社区的工作机构，承担政府及街道办事处在社区的各项工作和公共服务。
党群服务中心就是党组织牵头建设管理、有活动场所、服务设施、经费保障、专门人员的向党员群众开放的共享空间。
你未必能理解上面的三种定义，只知道无论叫什么，你看到的社区工作人员似乎都没变。
是的，这三个机构是一套人员三块牌子。
那为什么会衍生出三套牌子呢？
很简单，因为社会基层制度发展不够。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一书中深刻剖析了我国当前面对的社区问题。
“社区”这一概念是由国外引进，我国从封建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很多事情都要从头学起。1986年，民政部最早提出了“社区建设”。从 社会管理再到社区治理，追求互利、共治。
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继续面临资源不充分，不平衡，不匹配的难题，加上新冠肺炎带来的深远影响，社会治理面临新的问题。
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升，也压缩了社会发展的时间。当经济发展走向平稳，那么社会问题就会越加突出，“特大城市病”，社会基层治理制度不够清晰等问题。
特大城市面临着面临传统城市治理体系滞后与超大城市人口过度聚集不相适应的难题。虽然由于人口的密集带来了创新人才多，要素资源丰富，经济增长迅速，就业市场巨大，文化活力旺盛等诸多优势，但持续巨型化的大城市往往引发人口无序聚集，生态环境恶化。能源资源紧张，交通拥堵严重，安全形势严峻以及贫富分化严重等超大城市病。
当疫情来临时，快速流动的人口也会加大遏制疾病传播的难度。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基层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中国城乡人口状况和城乡管理体制机制也发生了巨大变迁，但传统不变的治理体系明显滞后。
目前，中国的基层社区情况复杂，包括商品房社区、高档别墅区、城中村社区等等。这也为我国社会治理带来了难度。
在新生社区中，有居民委员会（党支部、服务站）、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以及非政府组织等不同治理体系。由于权限不清晰，常常出现三不管局面。
想要社会发展，必须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就是改善民生。
书的作者提到，民生的九大领域包括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医疗，住房，养老，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扶助贫困社会治理。
想要社会发展，就要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分为四种模式，政府主导模式，市场主导模式，社会自治模式和专家参与模式。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作者李强及其团队对北京的新清河区进行了专家参与模式的模拟。
专家参与模式是指专家学者参与推动的社区治理，以外部力量介入社区治理，这样的模式中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容易使居民对外部力量产生依赖。
而实验中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当作者及其团队不在所在社区时，实验往往也会受到影响。课题组认为如果在专家撤出后，社区还能保持良好运行，才是真正成功的专家参与模式。此模式的重点在于通过恰当的方式调动居民参与的活力，进而协调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资源的介入。
在实验总结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人民当家做主”。
举个例子，我家的车位挨着高层建筑，周围老是停靠自行车，使得上下车极为不便，不仅如此，楼上还总是扔烟头和一些杂物下来，尽管车没什么大事，但其中也蕴藏着安全隐患。车位是由物业负责，可像物业反映，物业也无法解决。
在遇到这件事的时候，我没有思考过是否可以去找居委会解决，这是一件在我看来和它毫不相干的一件事。在看了本书后，我明白了，在我的潜意识中，居委会是来“管理”我们的，他不是“我们的组织”，而是“组织我们”的。
这个想法当然不对，可也显示出了一些问题。
社区分工不明确，居委会尽管是居民自治，可仍归属政府管辖，是由政府来“发工资”的。
社区工作者职业化趋势不断增强，已成为以体制内非公务员身份协助执行公务的基础力量。
这样的好处是在人员流动速度快的社会发展中便于社区管理，坏处则是降低了居民的参与感与对社区的责任感。
当居民认识到应为自己生存的社区负有责任时，可以代表自身利益与外部资源协商时，社区可以更好地发展。在这样的过程中，政府的监督和支持一定是必不可少不知道大家近些年有没有注意到，以前有事找居委会，都要去七扭八歪小胡同里的某一件民房，挨挨挤挤。现在则不同，地点到了街道显眼的位置，换了窗明几净的空间与各种休闲设施，外面的牌子写着“xx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难道说居委会改名了？
其实不然。
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社区工作站是街道办事处派驻到社区的工作机构，承担政府及街道办事处在社区的各项工作和公共服务。
党群服务中心就是党组织牵头建设管理、有活动场所、服务设施、经费保障、专门人员的向党员群众开放的共享空间。
你未必能理解上面的三种定义，只知道无论叫什么，你看到的社区工作人员似乎都没变。
是的，这三个机构是一套人员三块牌子。
那为什么会衍生出三套牌子呢？
很简单，因为社会基层制度发展不够。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一书中深刻剖析了我国当前面对的社区问题。
“社区”这一概念是由国外引进，我国从封建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很多事情都要从头学起。1986年，民政部最早提出了“社区建设”。从 社会管理再到社区治理，追求互利、共治。
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继续面临资源不充分，不平衡，不匹配的难题，加上新冠肺炎带来的深远影响，社会治理面临新的问题。
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升，也压缩了社会发展的时间。当经济发展走向平稳，那么社会问题就会越加突出，“特大城市病”，社会基层治理制度不够清晰等问题。
特大城市面临着面临传统城市治理体系滞后与超大城市人口过度聚集不相适应的难题。虽然由于人口的密集带来了创新人才多，要素资源丰富，经济增长迅速，就业市场巨大，文化活力旺盛等诸多优势，但持续巨型化的大城市往往引发人口无序聚集，生态环境恶化。能源资源紧张，交通拥堵严重，安全形势严峻以及贫富分化严重等超大城市病。
当疫情来临时，快速流动的人口也会加大遏制疾病传播的难度。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基层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中国城乡人口状况和城乡管理体制机制也发生了巨大变迁，但传统不变的治理体系明显滞后。
目前，中国的基层社区情况复杂，包括商品房社区、高档别墅区、城中村社区等等。这也为我国社会治理带来了难度。
在新生社区中，有居民委员会（党支部、服务站）、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以及非政府组织等不同治理体系。由于权限不清晰，常常出现三不管局面。
想要社会发展，必须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就是改善民生。
书的作者提到，民生的九大领域包括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医疗，住房，养老，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扶助贫困社会治理。
想要社会发展，就要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分为四种模式，政府主导模式，市场主导模式，社会自治模式和专家参与模式。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作者李强及其团队对北京的新清河区进行了专家参与模式的模拟。
专家参与模式是指专家学者参与推动的社区治理，以外部力量介入社区治理，这样的模式中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容易使居民对外部力量产生依赖。
而实验中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当作者及其团队不在所在社区时，实验往往也会受到影响。课题组认为如果在专家撤出后，社区还能保持良好运行，才是真正成功的专家参与模式。此模式的重点在于通过恰当的方式调动居民参与的活力，进而协调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资源的介入。
在实验总结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人民当家做主”。
举个例子，我家的车位挨着高层建筑，周围老是停靠自行车，使得上下车极为不便，不仅如此，楼上还总是扔烟头和一些杂物下来，尽管车没什么大事，但其中也蕴藏着安全隐患。车位是由物业负责，可像物业反映，物业也无法解决。
在遇到这件事的时候，我没有思考过是否可以去找居委会解决，这是一件在我看来和它毫不相干的一件事。在看了本书后，我明白了，在我的潜意识中，居委会是来“管理”我们的，他不是“我们的组织”，而是“组织我们”的。
这个想法当然不对，可也显示出了一些问题。
社区分工不明确，居委会尽管是居民自治，可仍归属政府管辖，是由政府来“发工资”的。
社区工作者职业化趋势不断增强，已成为以体制内非公务员身份协助执行公务的基础力量。
这样的好处是在人员流动速度快的社会发展中便于社区管理，坏处则是降低了居民的参与感与对社区的责任感。
当居民认识到应为自己生存的社区负有责任时，可以代表自身利益与外部资源协商时，社区可以更好地发展。在这样的过程中，政府的监督和支持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感谢李强、安超及清华大学课题组还有无数为社会治理贡献力量的学者。的。
感谢李强、安超及清华大学课题组还有无数为社会治理贡献力量的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