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理论视角下高校有组织科研的理论逻辑、风险题域与推进策略
0 引言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进入重要战略转型期，科研驱动力、组织模式以及科学问题的复杂性程度发生改变，亟需原创性、引领性科技创新，以推动我国科技进步深度嵌入全球创新体系。从国际经验看，高校历来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8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有组织科研”一词首次进入中央部委政策文件。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要进一步“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高校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进科研创新”。中共中央政治局2023年以来五次集体学习中有三次与高校科技工作密切相关，充分反映了我国高校科技工作的发展趋势和政策导向。
纵观高校科技发展史，部分高校整合校内外要素和力量对重大科研项目进行积极探索，突破传统以自由探索为基础的科研模式，充分彰显了科技创新的引领带动作用，促进高校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工作转型升级。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围绕科技创新的竞争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的焦点，有组织科研明确了高校科技创新在新发展阶段的主攻方向，即要把国家重大需求作为当前最大的科研驱动力。因此，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把国家战略与高校科技创新紧密结合起来，探索政企校研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以及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有组织科研新范式，进而实现科技创新跨越式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目前，学术界关于有组织科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案例研究、理论探讨和比较研究等方面。案例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内部分高校变革科研范式与推进有组织科研体制机制改革的典型案例；理论探讨主要聚焦于有组织科研知识生产模式、组织模式、响应机制与问题对策等细分领域；比较研究主要聚焦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国际科研机构或世界一流大学的个案研究，以经验介绍为主。已有研究从不同视角深入解析有组织科研的重点领域和典型案例，但对有组织科研多元主体、体制机制、科研范式和组织模式的整体研究较少。而这正是有组织科研的核心要义，即从系统观出发，依托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综合各种科研力量，实现创新资源配置最优。因此，本研究将共生理论引入有组织科研实践，为系统梳理多元主体及其行动机制、疏通有组织科研实践路径构建理论框架。通过分析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界面、共生环境各维度有组织科研的价值意蕴和实践指向，梳理风险题域，探讨推进策略，以期为有组织科研提供创新发展思路。
1 有组织科研共生发展：一个新的理论框架
1879年，德国生物学家Anton de Bary提出“共生”这一生物学概念，意指“不同种属生物在不同获益关系中生活在一起”。此后，这一概念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渐应用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领域，形成一种全新的方法论和价值观。经Famintsim、Prototaxis等学者不断完善，共生理论更强调不同种属生物间存在共同生存、协同进化或者相互抑制的关系，即在共生环境影响下，共生单元之间按照某种共生模式并通过共生界面形成生态关系。其中，共生单元是共生系统中的主体单位，共生模式是共生单元之间的合作形态，共生界面是共生系统中的调节机制，共生环境是影响共生系统的外生因素，四者通过交互作用推动共生系统形成和发展。在实践层面，共生的本质是建立互利合作关系，且不排除良性竞争，主张通过共生单元内部结构和功能创新，以及共生单元之间功能的重新定位和合作，形成理想的行为模式和组织模式，不断优化共生关系赖以存在的外生环境条件，实现效益最大化。作为一项复杂且重大的系统性工程，有组织科研的核心要义在于形成基于多业态交互、多主体协同、多机制联动、多要素协调、多模式推动的共生共荣关系，实际上与共生理论关注的问题具有类比性。所以，共生理论蕴含的方法论意义能为有组织科研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合理配置创新资源、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提供理论启迪和方法借鉴。如图1所示，高校、政府、科研机构、企业作为有组织科研的主要共生单元，在间歇共生、连续共生等不同共生模式下相互作用，在共生界面的调节作用和共生环境的外生因素影响下共同构成有组织科研共生系统。
图1 有组织科研共生系统
1.1 共生单元：有组织科研的基本结构
共生系统中进行能量生产和交换的基本单位被称为共生单元。在有组织科研共生系统中，知识即能量，知识生产和交换涉及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政府4类典型的共生单元，它们是整个系统协同演化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来源。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学习型社会发展以及知识经济的纵深化，知识生产弥散于多种研究机构，政府、企业等力量的加入瓦解了大学的知识垄断地位，共同构成知识生产复合体。“大科学”时代匹配的知识生产模式倡导社会需求和真实世界的导向作用，强调多元主体深度参与和协同共生。有组织科研顺应这一发展趋势，致力于构建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政府等多元科研主体共生体系。在这个共生体系中，高校作为知识生产单位，学科齐全、结构合理，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较强科研实力以及良好的研究环境和丰富的人力资源；企业作为面向市场需求的知识生产和转化单位，具备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灵活的转化系统以及广阔的市场空间和较强的发展韧性，能够为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供载体；政府作为国家意志和社会需求的代表，借助显著的制度优势和坚实的政策保障，为高校科技创新提供有力支撑；科研机构作为承接科研需求的专门性知识生产和转化单位，在某一领域方向拥有先进性知识储备、基础设施、人力资源，能够提供更具针对性、系统性的研发资源和平台。围绕知识生产与转化，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政府4种共生单元各有所长，关联性和匹配性较强，具备协同共生的基础。其中，高校作为有组织科研的主体单元发挥枢纽作用，能够响应政府需求，连接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知识生产与资源转化，为科研可持续发展培育后备人才，是有组织科研共生体系运作的核心。
1.2 共生模式：有组织科研的合作形态
共生模式是指共生单元之间的合作形态，反映共生体系的关系质量和关系强度。有组织科研共生模式即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政府之间的合作形态和关系状态。共生理论基于组织程度和行为方式两种维度，可划分为多种共生模式。如图2所示，根据组织程度不同，可划分为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一体化共生，其开放性程度依次递减，稳定性程度依次递增。点共生模式指向各单元之间的一次性合作，通常这种合作基于一组主质参量（如技术），具有随机性强、延续性差、稳定性弱的特点。间歇共生模式指向一段时间内各单元之间的间歇性合作，此模式相较于点共生模式合作频率更高、合作时间更长，但稳定性和延续性较弱。以上两种共生模式在有组织科研实践中体现为因技术需求或项目需要产生的非连续性合作，如高校和企业之间一次性的科技成果交易，政府和科研机构之间暂时性的项目发包与项目承接。与这两种模式相对应的是连续共生模式和一体化共生模式。在连续共生模式中，各单元之间的合作基于多组质参量的契合，如技术、人员、设备、信息、资金的相互作用，其稳定性和延续性较强。在一体化共生模式中，各单元各种质参量全方位地紧密结合，在共同战略方向的指引下形成一体化联盟，稳定性和延续性达到最强。这两种共生模式在实践中体现为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是有组织科研的最优共生模式。根据行为方式差异，共生模式又分为寄生（Parasitic）、偏利共生（Partial Symbiosis）、非对称互利共生（Asymmetric Reciprocal Symbiosis）和对称性互利共生（Symmetry Reciprocal Symbiosis）4种，分别代表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政府不同的利益分配状态以及由投入、收益、期待三者互动影响的行为模式。其中，寄生和偏利共生模式反映利益的单向流动，非受益方因缺乏动力而难以为继，导致合作不可延续。只有互利互惠的共生模式才能实现可持续性合作和发展，互利共生模式根据利益分配对称性又分为非对称互利共生和对称性互利共生。在动态变化过程中，对称性互利共生模式是一种理想的稳态结构，非对称互利共生模式在现实中更容易实现，由非对称互利共生不断趋近对称性互利共生是有组织科研共生体系优化发展的主要方向。
图2 共生模式
1.3 共生界面：有组织科研调节机制
共生界面是指创新主体间相互连接的创新网络，具有双向性调节功能，既是推动共生利益形成、共生系统发展演化的源动力，也有可能导致共生能量和利益损耗。有组织科研共生界面制度化调节机制可进一步细分为激励机制、监管机制、评价机制。具体而言，激励机制是促使各共生单元个体行为与共生系统整体目标趋同的管理机制。在科研领域，激励更多指向激发科技人才的创新活力和积极性。在有组织科研共生系统中存在知识技术需求方和供给方，将需求方看作委托人，将供给方看作代理人，在有组织科研委托代理关系中，激励的目的在于促进代理方的积极合作行为，从激励方向上可分为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从激励方式上可分为经济激励、精神激励等。监管机制是产生高水平科研成果的制度保障，包括对科研经费使用、科研诚信、科研伦理等方面的监督与管理。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研模式迭代加速，科研环境也变得更加复杂，很容易滋生“学术腐败”“学术失信”等问题。科研活动的内隐性导致委托方很难对代理方知识生产过程进行全方位了解，会加剧科研投机行为。可见，监管机制是有组织科研共生界面不可或缺的环节。激励机制助推动力赋能，监管机制实现过程监督，评价机制则兼具衡量科研成果、激励科研者创新动力、引导科研方向、引领科技人才培养的多重功能，对于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目标导向基础研究突破、建设高水平人才队伍具有重要意义。评价标准设定和评价方式选择对有组织科研共生体系单元互动、合作模式、生产方式具有重要引领和调节作用。
1.4 共生环境：有组织科研外生因素
共生单元外部因素组合叠加形成共生环境，对共生单元甚至共生系统产生正向激励、中性影响和逆向阻滞等不同导向作用。在有组织科研共生系统中，环境作为外生因素，主要包括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文化环境。在政策环境层面，国家政策对科学研究的关注和影响由来已久，1945年Vannevar Bush在《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报告中将科学进步的任务定义为“对疾病、国家安全、公共福利、人才培养和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提出“科学是政府应当关心的事情”等观点。政策对有组织科研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政府的行政命令、法律规范与实施，具有自上而下的显性特征。在市场环境层面，市场作为“无形的手”实际上渗透于有组织科研的方方面面。对政府而言，市场环境既是治理对象也是合作伙伴；对企业而言，市场环境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土壤；对高校和科研机构而言，市场环境对科研经费、科研方向、组织结构的影响逐渐增强。对市场环境的觉察和适应程度影响高校和科研机构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高校和科研机构不再是单纯的学术机构，在与产业界紧密联系过程中，也过渡为带有经济组织特征的混合式组织。在文化环境层面，有组织科研共生关系离不开科研工作者的集智攻关和团结协作。从“小科学”时代迈入“大科学”时代，科研合作的重要性已被科学发展史证明。当今世界重大科技突破都离不开多学科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发扬协作精神，联合攻关，自主创新，既是科学发展的规律所在，也是科学发展的内生动力。
2 共生理论语境下有组织科研面临的风险题域
- 共生单元：多重制度逻辑分歧
- 共生模式：连续互利模式缺席
- 共生界面：科研调节机制失灵
- 共生环境：外部体系支撑乏力
3 共生理论语境下有组织科研推进策略
推动有组织科研组织形式变革。面对多重制度逻辑的碰撞，高校作为有组织科研的主体单元，理应发挥创新潜能作用，主动应变，积极迎合社会发展需要，链接各共生主体，合力构建和优化有组织科研共生体系。创新集中攻关和自由探索相结合的多元化科研组织形式。梳理学科边界，建设交叉学科集群。
优化有组织科研共享与分配模式。推动有组织科研形成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模式，优化有组织科研互利共生模式。
完善有组织科研激励机制、监管机制及评价机制。上下联动，多方配合，完善科技激励机制，发挥长变量作用，释放科研人员创新潜力，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反馈和优化，形成良性循环。持续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不断优化新时代科技监管体系，推动形成多方参与、协同共治有机结合的现代科技监管体系。进一步建立健全包容多元的分类评价体系，针对不同科研导向、不同科研生产方式提供恰当的评价方式，既要鼓励支持甘坐“冷板凳”、勇闯“无人区”的原始创新，又要引导激励敢啃“硬骨头”、善打“攻坚战”的协同攻关，更好地激发各类主体的创新活力。
为有组织科研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不断优化、持续优化、着重培育有组织科研政策环境。
作者：刘洋溪、任钰欣、杨臣*，华东师范大学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科技进步与对策，原载于《科技进步与对策》2024年第5期
本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