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教育强国建设需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推进教育强国建设需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是）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一年来，教育强国建设研究取得丰富成果。随着教育强国建设的深入推进，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将浮现出来，需要我们深化对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落实机制、教育强国建设重大动能、教育对外开放新战略、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新机制、高水平大学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战略角色、职业教育发展新思路等方面的研究，以更好地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学术支撑和智力支持。
◎关键词教育强国；国家战略人才；急需紧缺人才；教育对外开放；科技创新体系
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全面系统阐述“建设什么样的教育强国、怎样建设教育强国”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教育强国建设成为这一年教育研究的主线。学术界心怀“国之大者”，以强烈的使命感推动教育强国建设研究取得丰富成果，为国家研制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基础和思想准备。
教育强国建设不是教育大国建设的简单延长线，而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它提出了很多新课题。一方面，教育强国建设迫切需要中国教育学理论进行创新，为这些新课题提供答案；另一方面，教育强国建设也为中国教育学理论创新提供巨大机遇，以真实问题驱动理论创新。教育强国建设的很多重要问题，比如教育强国的内涵外延、教育数字化转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在学界已有较高关注度，而且成果也比较多。但随着教育强国建设深入推进，还会有很多重大问题浮现出来，需要做深入研究。本文试图提出几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至关重要、已有研究又相对缺乏的重大问题，供学界参考。
深化对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落实机制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这就需要我们从全党全国的层面来谋划教育发展，建立各方齐心协力相互配合的生态机制。
“跳出教育看教育、立足全局看教育、放眼长远看教育”，这不仅是对教育系统的部署，更是一种大视野，是办好教育的一种规律性要求。建设教育强国必须从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这个大局来谋划，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坚持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一体推进，形成良性循环”这一重要要求。在全局视野下，其他条线或系统也都与教育强国建设密切相关。因此，我们不能孤立地、简单地、惯性地理解和推进教育，而是要把教育强国置于大局和全局中来定位、来谋划、来建设。
在现有诸多研究中，学者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例如，石中英谈到，建设教育强国要提高政治站位，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高度来理解和部署。马晓强认为，必须要把教育的发展放在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来谋划和布局。薛二勇指出，教育强国要建立教育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相互促进的关系。周洪宇提出，要准确把握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的辩证关系，协同配合、系统集成。但总体而言，相较于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现有研究对实施机制的讨论和分析还不够充分。
对于“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系统解读和阐释比较多，但真正深入研究其实施机制的成果明显不足。要建成教育强国，必须形成建设教育强国是全党全社会共同任务的共识，各部委和各级地方政府要明确实施机制，以真正把握应当做什么和应当怎么做，从而把“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真正落实到位。其中有很多重要的问题，需要教育研究领域以及其他领域的学者进一步展开深入研究探讨。
深化对教育强国建设重大动能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纵观人类历史，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世界强国无一不是教育强国，教育始终是强国兴起的关键因素。”纵观世界教育强国，每个国家成为教育强国的内外部因素都不一样，但外因都通过内因起作用。这些国家之所以能成为教育强国，都是因为他们在面临重大挑战和面对关键时代节点时，都作出了重大的正确的历史选择，形成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制度创新。意大利从无到有，创办了世界上广泛公认的、拥有完整大学体系并发展至今的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英国开创了自由教育传统，实施学院制、导师制。与英国培养绅士的目标不同，法国把教育的重心放在各类工程师培养上，开创了精英化的专业教育传统。德国创造了一种新的大学模式，把科学研究作为大学的首要任务。美国在同时借鉴英国、德国教育模式过程中，改变英、德两国高校主要通过服务精英人才再服务社会的做法，而是强调高校直接服务社会各行各业，并创建了本科通识教育和研究生院制度，为建成世界顶尖大学提供了制度基础。
建设教育强国，需要强大的动能。纵观这些历史性的重大改革，我们今天要建设教育强国，需要深入思考：具有战略性的、能够引领或者驱动整个教育体系转道并不断向前走的重大改革举措会在哪里？这是教育强国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已经有一些探讨。有些学者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强调弘扬自我革命精神，建议对现有教育体制、学校教育模式与人才培养方式等进行全面优化调整。还有很多专家学者认为，这一改革动能就来自教育数字化转型或者智能教育，提出要借助技术革命推动教育从工业时代向智能时代转变，并从总体战略、系统工程、制度创新、生态创建和区域联动等方面阐述建设教育强国的变革之道。但总体而言，对源头性的、底层的问题作出深入剖析的比较少。这个问题的另外一种表述方式就是，历史上几大教育强国都探索出了重要的创新性教育发展模式，那么，在当今时代，我们要建设教育强国，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类似的改革创新？要解答好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的学术资源投入。
深化对教育对外开放新战略的研究
教育强国建设必须充分考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当下大国竞争与博弈的广度、强度、烈度前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根据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大文章，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使我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科技发展与知识社会的形态转变，科技与其背后的人才和教育，成为国家竞争的重点领域。当前，大国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建设教育强国所急需的科技、人才交流面临着被“脱钩”的风险。在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谋划教育强国建设，我们必须在教育对外开放上谋划新思路、新战略。
在上述背景下，众多学者在讨论教育强国建设时，都会把教育对外开放作为一个重大课题。例如，褚宏启提出，对外开放的核心使命是为我国建设世界强国集聚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既要推动“走出去”，也要完善“请进来”。但总体而言，学界在教育对外开放的实施战略方面讨论比较少。关于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新战略，不能只从教育来思考“应该怎么做”，而是首先是要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来思考“能够怎么做”。在战略规划中可以邀请地缘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权威专家参与，共同探索新思路新举措。
深化对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新机制的研究
为中国产业参与国际竞争培养所需的高质量人才，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本国所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否支撑国家参与世界最前沿、最先进的产业竞争，也是这个国家能否真正称得上教育强国的重要标志。当前，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制造业规模全球第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这是我们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底气。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提升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这是一个新要求，也是一个新课题。
教育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其核心就是产教融合。从理论上说，产教深度融合，我国的教育制度是有优势的。我们党的教育方针历来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体现着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优越性。以往的“部门办学体制”也形成了教育与行业产业互动融合的传统。但从现实状况来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贯彻并不十分到位，人才培养单位与各行业部门、企业的关系不够密切，学生接触各行业领域的最前沿生产实际的机会偏少，从真实产业问题提炼科学问题并直接反哺产业的研究不够丰富。当前，高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的很多突出问题，究其根源，都与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不紧密有着密切关系。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等教育强国在产教融合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以当前首要的战略性行业——人工智能为例，美国高校的产教融合非常深入，高校计算机科学、计算机工程和信息专业的新雇教师中有11%—13%来自业界。在2021年，65.4%的人工智能博士选择到工业界工作，是选择进入学术界（28.2%）的两倍多。人工智能领域的课程开设也十分市场化，人工智能就业市场有需求的课程，很快能在顶尖大学开设出来。
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大学和产业部门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此之前，人类先进的知识都是集中在大学的，大学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再在工作场景中把这些知识转化应用。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大学不再能够垄断先进知识，产业部门生产了越来越多的先进知识。甚至在很多产业领域，产业部门的知识已经超过了大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怎样推进产教融合，如何做到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这方面还有很多的理论问题需要探索。
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研究，也提出了很有启发的观点。比如卢威建议重新定位行业特色型高校发展方向，探索“重新行业化”；朱旭东等指出高校应进一步聚焦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前沿科技，围绕基础核心和社会民生的关键技术发挥作用。任少波提出要依托一流人才谋划建设战略性平台，构建科教融汇、产教融合的新型平台和学术体制。但总的来说，相对于这个新课题的重要性，当前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拓展理论纵深，形成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深化对高水平大学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战略角色的研究
高水平人才培养必须依托高水平科技资源，这是当前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从世界范围来看，80%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80%的菲尔兹奖获得者，以及三分之二的图灵奖获得者都在高校，高校是毫无争议的探索高深知识的最前线。但在我国，国家最前沿最重大的科技攻关项目或解决“卡脖子”问题的重大战略性项目，由高校承担的比例不高。政府财政性科技经费投入中，划给高校的比例也低于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
一些人认为，国家对高校的科技资源投入不高，主要是因为我们有一套独特的科研院所体系。事实上，这并不是主要原因。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也都是同样在大学之外建立了另外一套科研体系，如德国、法国等也都有庞大科研院所系统。在德国，年度预算超过10亿欧元的科研院所就有5家。对国家科研经费的投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我国科研院所总的研发经费是高校的1.7倍，财政投入对科研院所的倾斜也更大，达到高校的1.8倍。在美国，相比高校，也同样是把更多的财政性经费投向了科研院所，是高校的 1.6 倍，但科研院所总体科研经费却比高校低。英国无论总体科研经费，还是政府财政投入，都是高校比科研院所高。
这一问题的本质就是如何看待大学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科技创新中的战略地位。传统的观点认为大学的主要职能是培养人才，而科研院所主要负责科研。但事实上，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是一体两面，没有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学生就接触不到世界最先进的知识，高水平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就支撑不起来。特别是在当前，一方面，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区分越来越模糊，另一方面，进入大科学时代，重大科学装置、科技项目的牵引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提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谋划一体推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有一些有启发的讨论，比如蔡秀军提出高校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需要一体化推进创新平台的顶层设计和组织优化，建议建强引领性战略性重大创新平台，推进高水平人才领衔的有组织科研攻关，谋划有全球影响的大科学计划。但总体上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对于高水平大学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战略角色定位、战略科技资源投入与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内在关系、战略科技力量协调发展的落实机制、科技企业的人才培养机制建设等众多问题，都还有待我们深入研究探讨。
深化对职业教育发展新思路的研究
职业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党和国家对职业教育的发展高度重视，近年来政策密集出台，先后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但目前我国仍然存在高技能人才总量不足、结构欠缺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明确职业教育发展的新思路。
在职业教育发展上，美国的经验值得研究。美国能建成教育强国，职业教育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推动力。美国能超越英国、德国成为高等教育强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设计就是“赠地法案”。该法案要求美国的高校要获得联邦政府的土地捐赠，必须开设农学、机械等在当时完全是属于职业教育的专业、学院。这些职业教育课程进入美国的高校，在当时也激起了极大的争论，很多持传统高等教育理念的权威人士极力反对这样的改革，在他们看来，高等教育就应该是传授高深知识、博雅知识，而不应该是这些技术性的、职业性的知识。这些争论最后推动了美国研究生院制度的创新发展。美国现在大部分顶尖大学的格局是在本科阶段以学习博雅知识或者通识教育为主，而各种职业性的知识基本上都是放在研究生院阶段，冠之以“专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的名义。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法学、医学、教育学、农学、工程等学院很少招收本科生，而主要是进行研究生教育。这些专业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传授的基本上都是专业知识，我们也可以将之理解为职业教育。
要把职业教育真正办好，我们首先需要改变的是对职业教育的认识。综合美国职业教育发展经验、我国高校发展历史规律以及当前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困境，笔者认为，我们要从专业教育的角度来理解职业教育，特别是要跟支撑制造强国的工程教育结合起来。如果经过努力，我们能树立“职业教育的杰出代表就是工程院院士”观念，职业教育一定会是完全不同的格局。关于这个问题，学界已有一些研究有类似的思想提出来，但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作者：柯政，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海蓉，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
（原载2024年第10期《中国高等教育》）
作者：柯政 张海蓉
